唐代是中古妇女地位的黄金时代。李唐皇室源自关陇军事集团，保留鲜卑习俗，对女性束缚宽松：武则天废唐建周，成为中国唯一女皇；太平公主、上官婉儿干预朝政；宫廷女性骑马、穿男装、参与拔河、击球等活动，敦煌壁画中“仕女图”展现其开放形象。法律层面，唐律允许“和离”（双方自愿离婚），规定“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，不坐”；女性可继承财产（“户绝之家，女承全部”）。但这种“开放”本质是上层女性特权，底层女性仍受“典妻”“雇妻”陋习压迫。
宋代程朱理学将女性压迫推向制度化。程颐提出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把寡妇守节上升到“天理”高度；朱熹主张“存天理灭人欲”，要求女性“目不斜视，耳不妄听”。社会习俗层面，缠足从上层阶级蔓延至民间（苏轼《菩萨蛮·咏足》首次记载缠足），女性双脚被致残以限制行动；“奁田”制度（嫁妆田）虽保障女性财产权，却规定“妻亡，奁田还娘家”，强化了“女性是夫家过客”的观念。
元代蒙古统治者一度禁止缠足，但理学已深入骨髓。《元典章》规定“诸命妇夫亡，不许再嫁”，首次以法律强制寡妇守节。明代将贞节崇拜推向巅峰：朱元璋下诏“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，五十以后不改节者，旌表门闾”，全国掀起建“贞节牌坊”热潮；《大明律》规定“妻殴夫，杖一百”“夫殴妻，非折伤勿论”，量刑悬殊。清代延续明制，甚至出现“殉节”（丈夫死，妻子自杀）被官方褒奖的现象，女性彻底沦为“男权社会的道德符号”。
鸦片战争后，西学东渐冲击传统性别秩序。太平天国运动首次实践男女平等：设“女营”“女官”，颁布《天朝田亩制度》规定“分田照人口，不论男女”，严禁缠足（“凡女子缠足者，斩首”）。虽旋起旋灭，却撕开封建礼教的裂口。
戊戌变法时期，维新派将“兴女学”视为强国路径：梁启超发表《变法通议·论女学》，疾呼“女学最盛者，其国最强”；1898年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女学堂“经正女学”，课程设算术、英文，突破传统闺阁教育。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后，女学堂激增，至1911年全国女学生超10万人。
辛亥革命后，民国政府颁布《劝禁缠足条例》，全国掀起“放足运动”；《临时约法》规定“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”，女性开始参与选举（1921年广东省议会出现女议员）。五四运动中，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直指“三从四德”，冰心、庐隐等女作家以文学呐喊女性独立；向警予创办《妇女周报》，提出“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前提”。
抗日战争时期，女性广泛参与救亡：赵一曼、成本华等投身武装斗争；上海女工组织“战地服务团”；重庆、延安等地女学规模扩大，至1945年全国女大学生达3.7万人。但国共两党政策差异显著：中共在根据地实行男女平等分田（如《井冈山土地法》），国民党统治区仍保留“妾制”，显示女性解放的复杂性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女性地位实现历史性飞跃。1950年《婚姻法》首开“男女平等”立法先河：废除包办婚姻、一夫多妻，规定“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”，当年即有18万对夫妇依法离婚。土地改革中，3亿无地农民分得土地，女性占比40%，经济独立成为平等基石。
1954年宪法明确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、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”。国家通过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的宣传，推动女性进入传统男性领域：1956年全国女职工达328万人（较1949年增长10倍），出现“女拖拉机手”（梁军）、“女飞行员”等职业女性形象。1978年改革开放后，女性受教育率显著提升：2020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性占比52.5%，公务员中女性占比25.1%，基本实现教育权与参政权的平等。
但平等表象下仍存隐忧：2023年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显示，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81.2%，生育后“职业断崖”现象普遍；“丧偶式育儿”“天价彩礼”折射传统性别分工的残留。当代女性地位的本质，是“制度平等”与“文化滞后”碰撞的结果。
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，是一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、制度与文化博弈的史诗：从母系氏族的“自然平等”，到父权社会的“制度性压迫”，再到近代以来的“觉醒与抗争”，最终在现代法治下走向“权利平等”。这一历程证明：女性地位的根本提升，既需制度保障（如法律赋权、经济独立），更赖文化转型（如性别偏见的消解、个体价值的觉醒）。当“她力量”不再被定义为“半边天”，而是作为独立个体被尊重时，真正的性别平等才会到来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